上海美术家协会成立50周年了，我最早参加的是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，虽在美术家协会之前，但我是在她成立几年之后才被吸收的，迟了几年，不过也可算是老会员了。

  美术家协会是会员的家，她管的事真是多，组织会员下生活，组织会员创作，组织会员支援外单位的工作。在1966年之前，美协归宣传部管，虽说她不能做到一呼百应，但是只要属于美术活动范围里的事，由她出面牵头，基本上能一喊就应。

  1957年渔汛期，协会组织到舟山渔场体验生活，点名叫谁就是谁，所在单位没有二话，一去就是个把月。车船住宿，出差补贴全由各自所在单位负担。1979年全国美协组织赴敦煌学习参观，点名要我和戴敦邦、华三川参加。我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人，敦邦是中福会的人，三川是少儿社的人，上海美协一声令下，单位放人，我们放下手里的工作，背起画画工具就出发。当时的协会就是有这么点力量。

  1955年临近春节，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要办展览，通过上海美协要人。协会指定赵宏本、华三川、罗兴和我去支持。老赵是领导，其余三个都是忙人，被点中了都不会有半句还价，谁若有半点哼哈，就是态度问题。被借调的单位，恐怕也不大敢推托。1963年，我和刘旦宅被借到北京参加纪念曹雪芹诞辰200周年展览会的绘画工作，也是通过上海美协的。这两次上京，一去就是半年多，我们这几个，在本单位都是“一等劳动力”，有半年不生产，是多大损失，但在当时，似乎属合理合法的常事。

  在上世纪60年代，美协要组织人物画展，人美社是上海画人物的最大阵营。美协一声号召，社里积极响应，当即指定人员，下达任务要求，由社领导专人负责，给时间，给一切创作上所需的条件，只要完成好任务。我在这一工作中由于指导思想错了，也由于手里功夫不到家，画出来的东西还不及平时的水平。因为这次创作失败的教训太深刻，却从另一面得到有益的收获。

  上面说的这些事，最近的也离今25年了，三五十年前的时世与今大不相同，再要拿过去的与当今的作比较，这样的想法说法，实是背时。不过，一个机构的作用，或是或非，不同的事，不同的时，都可作不同的评价，但总有可取之处，值得怀念和说说的。偶尔听到有种说法：最好没有人管。这话说得不太明白。我认为真的没有人管了，恐怕也不大好。问题在于管得是否对路。一旦落入没有人管，没有人理睬，没有地方可依靠的境地，就不只是孤独，甚至还会产生不安全感。

  人老了，难免会说些背时的老话，上面说的就是。